查看详情>> 英特尔：招聘三步曲 确定了自己所需人才的基本条件后，英特尔公司的招聘围绕这一要求展开了。首先，从有经验的人还是从新人中招收这类人？这实际上还涉及到自己培养还是挖别人墙角的问题。众所周知，有经验的人才有其无法比拟的优点：这些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能力与技巧，能够独挡一面，公司使用他们投资少，却可以立竿见影，而且由于经验丰富，犯低级错误的可能性小（他们已经付出了必要的学习成本），这也是许多公司所看重的。他们的缺点也很明显：（1）首先其忠实性很值得怀疑；（2）可塑性受到局限，他们的思维往往已经定型，而且深受以往单位作风的影响。 新人的优缺点也一目了然。这些人的优点在于，学历高，与公司融合快，适应性强，潜力大，而且一旦融入公司，他们的思维定式便以公司为导向，容易培养认同感；缺点在于，投资大，短期内不合算，而且还要承受他们可能的学习成本。通常，在企业新设之初，企业为解燃眉之急，倾向于招收有经验的人才；而企业站稳脚跟后，如果企业实力雄厚，一般更喜欢吸收新人加以培养。毕竟，挖别人墙角不是长久之计。世界500强企业在进入中国之初，往往先招收相关领域内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为其首席代表或业务负责人，而在业务基本稳定后，更愿意从大学直接招收毕业生。英特尔也是这样，现在英特尔中国公司一般直接从大学毕业生中招收人才，公司认为科技人才倾向于在年轻的时候（20～40岁）出成绩，而且他们刚从学校毕业，对最新事物很敏感。 接着就是如何进行招聘工作，保证所招收的人正是他所要求的人才。英特尔公司的招聘比较常规化，或者说有点循规蹈矩。它的招聘工作基本上是按下面三个步骤进行的。 首先是初步面试。通常，初步面试由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主管主持进行，通过双向沟通，使公司方面获得有关应聘者学业成绩、相关培训、相关工作经历、兴趣偏好、对有关职业的期望等直观信息，同时，也使应聘人员对公司的目前情况及公司对应聘者的未来期望有个大致了解。面试结束后，人力资源部要对每位应聘人员进行评估，以确定进入下一轮应试的人员名单。具体操作是：（1）就应聘者的外表、明显的兴趣、经验、合理的期望、职务能力、教育、是否马上能胜任、过去雇佣的稳定性等项目从高（10分）到低（1分）打分。（2）就职位应考虑的优缺点，如对以往职务的态度、对生涯或职业的期望等作具体评议。所有应聘者提供的书面材料也供评价参考。 接着是进行标准化的心理测试。由在公司外聘请的心理学者主持进行。通过测试进一步了解应聘人员的基本能力素质和个性特征，包括人的基本智力、认识的思维方式、内在驱动力等，也包括管理意识、管理技能技巧。目前，这类标准化的心理测试主要有《16种人格因素问卷》、《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适应能力测验》、《欧蒂斯心智能力自我管理测验》、《温得立人事测验》等等。心理测试的结果只是为最后确定人选提供参考依据。 第三步是进行“模拟测验”。这是最终面试，也是决定应聘人员是否人选的关键。其具体做法是，应聘者以小组为单位，根据工作中常碰到的问题，由小组成员轮流担任不同的角色，以测试其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整个过程由专家和公司内部的高级主管组成专家小组来监督进行，一般历时两天左右，最后对每一位应试者作出综合评价，提出录用意见。“模拟测试”最大的优点是，应聘者的“智商”和“情商”都能集中表现出来，它能客观反映应聘者的综合能力，使公司避免在选择人才时“感情用事”，为今后的发展打好基础。 英特尔最注重的是，应聘者在面试尤其是最终面试中的表现，这个面试是由业务部门组织的。面试考官不仅限于公司管理者，也经常有应聘者将来的同事，被10个人面试后才进入英特尔的人并不稀奇。公司中国区公关经理周红旗先生就是在跟两个经理吃过饭后，又经过好几个人的“鉴定”才被录用的。

查看详情>> 微软的招聘则与众不同。它只重视应聘者在面谈测试中的表现，以此决定人选。 公司主管领导参与招聘活动是微软的一大特色。微软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高层人士对招聘漠不关心，那么其他人就更不会重视招聘工作，这会使人力资源部门在公司中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影响人力资源部门人员才能的施展，降低招聘工作的水平。 面谈是微软公司招聘程序中最重要的一环。当你面对微软公司的招聘者时，你可能首先被问起：“你对什么感兴趣？”微软的招聘主管觉得，如果能使应聘者谈起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熟悉的业务），他们就可以很自然的插入一些问题，面试也就变成了一种双向交流。在这过程中，他们就可以看出：应聘者是否精于此道，他的相关知识是如何积累起来的，他对该业务的前景有何见解等等。 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微软会问“为什么下水道井盖是圆的”或者“在没有天平的情况下，你如何称出一架飞机的重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最糟糕的回答莫过于：“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如何计算。”但是如果有人回答说：“这真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微软并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回答，当然应聘者必须说明他这样回答的理由，如果解释得当，甚至还可以为自己创造极为有利的机会。其实微软并不是想得到正确的答案，它只是想看看应聘者是否能够创造性地思考问题。 微软公司还注意在面试中测试应聘者的可塑性。微软公司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他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他们常常上午给应聘者一些新知识，下午则提出与之相关的问题，看看他们究竟掌握了多少，以检验应聘者是否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这被认为是应聘者能否被录用的必要条件之一。 由于更为注重创造性和可塑性，微软对西方大公司普遍采纳的心理测试不感兴趣。因为在大多数心理测试中，应聘者只能在列举的选项中作出选择，公司也只能选出正确回答问题的人，但这并不是微软所需要的。在微软看来，一个多项选择题怎么能够说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性呢？ 最能体现微软对创造性要求的问题是一道智力测验题。题目是这样的：有4个人需要通过一个桥，该桥最多只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而且每次过桥的过程中必须持手电筒（我们可以假定当时漆黑无比，而这座桥又没有栏杆，如果没有手电筒根本无法通行），手电筒只有1只，这4个人过桥的最快速度分别为1分钟、2分钟、5分钟和10分钟，问他们全部通过这座桥至少需要多长时间？解决这道题目需要高度的逻辑性和创造性，据说难倒了多数应聘者。（读者不妨一试，然后看看本文末尾处的答案。） 微软如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这也许是其他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微软首先使这些人感到，那里是一个能够发挥他们聪明才智的地方。微软觉得它没有在新闻媒介上大力宣传自己，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它的职员们正在进行极具创造性的工作。要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一个好办法就是让他们在微软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并使他们看到：作为个人，自己的聪明才智是如何融入产品并被全世界的人使用的。这是微软公司的得意之举，也被外界称为微软吸引人才的杀手锏。

查看详情>> 2015年10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公布了2015年全球EMBA百强排名。清华经管学院与INSEAD（欧洲英士国际商学院）联合举办的双学位EMBA国际项目（Tsinghua-INSEAD Dual Degree Executive MBA Program，简称TIEMBA）排名全球第一。这是中国大陆商学院教学项目首次排名全球第一。清华经管学院EMBA国际项目连续四年参加此项排名，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分别位居全球第四、全球第二和全球第三。 《金融时报》年度商学院教育项目排名是目前世界公认的评选流程最规范、信誉度最高的排名。该评选独立考察项目毕业生薪酬、教师研究成果、国际化程度、女性师生比例等16项指标，并综合得出排名。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说：“清华经管学院在2006年与INSEAD签署EMBA国际项目合作协议，2007年第一届学生入学，2009年第一届学生毕业，至今的九年时间中，已经有九届学生入学，七届学生毕业。自2012年第一次参加全球排名以来，连续四年排名领先，今年更是摘得桂冠，获得最高认可，表明了清华经管学院EMBA国际项目持续稳定的全球领先地位。” 清华经管学院EMBA国际项目致力于培养既通晓中国经济和企业管理，又熟知国际市场运作和国际商业规范的商业领袖。该项目采用全英文授课，教学内容以领导力培养和体验式教学贯穿始终。清华经管学院和INSEAD两院派出优秀师资授课，授课地点全球分布，包括北京和INSEAD的新加坡校区、法国枫丹白露校区及阿联酋阿布扎比校区。该项目连续四年在《金融时报》排名中的国际领先成绩并在今年获得全球第一表明清华经管学院EMBA国际项目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钱颖一院长说，“我为清华经管学院EMBA国际项目的学生感到自豪。在过去九年中我为这个项目的每一个班级都上过课，亲身感受到学生的优秀。项目中师资资源与学生生源的国际化组合，以及以领导力培养和体验式教学为特色的课程，助推学生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和商界领袖。”

查看详情>> 各位校友、各位老师：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见证清华经管学院高管培训校友会成立。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标志性建筑蒙民伟音乐厅。在它的对面，就将是经管学院未来的新教学楼。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举行今天的成立仪式很有意义。 高管培训校友会是继MBA校友会、EMBA校友会、博士校友会、本科校友会、硕士校友会之后，清华经管学院按照教学项目成立的第六个校友会，也是规模最大的校友会。至此，学院校友会涵盖了学院所有学位项目和非学位项目。 清华经管学院高管培训有一段精彩的历史。整整15年前的2000年10月，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在时任院长朱镕基的大力推动下成立。昨天，顾问委员会召开了第16次年度会议。我们学院的老院长、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朱镕基连续16年会见所有参会委员，听取他们对学院发展的建议。这个顾问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为学院发展提供战略指导建议。而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战略指导建议，就是推动学院开展高管培训。在顾问委员会的积极推动下，学院于2001年12月成立了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培训中心。 早在2000年，学院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高盛集团时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就亲自联系哈佛商学院，请他们帮助学院启动高层次的高管培训项目，他在学院建立高管培训中心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昨天召开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上，保尔森专门回顾了这段历史，他提到，最开始时，清华经管学院与哈佛商学院合作举办的培训课程中的多数课程由哈佛商学院教授开设，麦克法兰教授从最开始就参加了授课，并亲自指导高管培训中心的建设。可见，清华经管学院的高管培训，起步早，起点高。 十几年来，清华经管学院高管培训项目一直承载着三个使命：第一，密切连接学院教师与企业；第二，提升学院研究和教学在业界的影响力；第三，为学院持续发展提供财力支持。截至目前，高管培训中心已经培训高层管理人员六万余名，其中25学天以上的学员将近13,000人。这些校友活跃在各行各业，对学院有深厚的感情，非常希望借助学院平台，联络校友、发展事业、回馈母校。高管培训校友会的成立，正是增进校友与校友、与中心和学院间的联系，进而助力校友和学院的共同发展的重要一步。 清华经管学院高管培训校友会筹建工作自今年七月正式启动以来，得到广大校友的热情支持与响应。在此，我谨代表学院对所有为高管培训校友会筹建积极建言献策、贡献力量的校友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感谢各位校友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重返母校母院，共同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活动。 谢谢大家。

查看详情>> 知行教育基金会（Yes We Do）自2009年成立以来，连续五年举办知行夏令营，组织优秀大学生赴贫困地区支教。你们在为青年学生提供社会服务实践经验的同时，致力于为中国落后地区的儿童提供课堂外的启蒙教育。你们的宗旨是培养学生对多种技能的兴趣、增强他们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锻炼他们的沟通和表达技巧、并培养他们友爱互助的合作精神。我非常敬佩你们的这一事业，也很认同你们的这些教育理念。 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一直在大学学习和任教。我的学习经历从清华大学开始，之后到美国留学。毕业后我在美国的大学执教，后来又回到清华大学。自2006年起，我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一晃已经9年。今天，我想同你们分享我在过去这些年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实践中的一些感悟。我相信这与你们从事的教育慈善事业很有关联。 说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从多数人认可的教育观念开始。中国的家长或教师，对子女或学生的要求，大致都认同如下的教育观念：子女或学生要学好知识，要学有用的知识，最终要成才。今天，我想对这个多数人赞同的、听上去理所当然的教育观念，提出一些不同的思考。 这个教育观念中包含了教育的三个基本问题，即“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也就是关于教育的“What”，“How”，“Why”的三个问题。我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要从下面这三组词说起，分别是：“有用”与“无用”、“学好”与“好学”、“人”与“才”。我先说出我的观点，之后再来详细论说。首先，我要讲学什么，讲知识的“有用”与“无用”，我要论说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第二，我要讲怎样学，讲“学好”与“好学”的区别，我要论说的是“好学”比“学好”更重要；第三，我要讲为什么学，讲“人”与“才”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要论说的是“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我对中国教育中的这三个基本问题的不同思考，在当前中国的环境和语境中，有相当的现实针对性。 一、“无用”知识的有用性 这个命题并不是我最先想出来的。1939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是“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即“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在这篇文章中，弗来克斯纳对柯达公司创始人柯达先生认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发明的无线电收音机是最有用的发明提出质疑，认为麦克斯韦尔（Clark Maxwell）和赫兹（Heinrich Hertz）的理论贡献更加有用。他写道：虽然麦克斯韦尔在1873年发表的电磁理论完全是抽象的数学，赫兹在1887年对他做的电磁波实验的实用价值也毫不关心，但是这些看上去无用的研究却为后来有用的发明奠定了基础，没有他们的工作根本就不可能有后来马科尼的发明。弗来克斯纳写这篇文章是有原因的，因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使命，就是研究那些“无用”的知识。 举一个经济学的例子。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斯金（Eric Maskin）教授因“机制设计”理论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理论的起源，是研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利用信息上的效率问题，是抽象的理论问题，当时完全看不出在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但是后来，机制设计理论被应用于市场中的拍卖问题，由于拍卖不仅应用于传统的艺术品，而且也应用于诸如无线频谱等产权的拍卖，所以它可以解决移动通讯行业中的非常实际的问题。 再举一个工程中的例子。这是乔布斯10年前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自己讲的故事。他在当年大学一年级辍学后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听了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其中一门是美术字课。这在当时看来完全无用的课，在10年后他设计电脑上的可变字体时发挥了作用。乔布斯这样说：“如果我当年没有去上这门美术字课，苹果电脑就不会发明这么漂亮的字体；又由于微软视窗是照抄苹果的，所以很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就都没有这样的字体了。” 以上三个例子告诉我们，对知识有用性的认识不能过于短视。当然，短视在全球都是一个问题，不过在我们中国人中尤其突出。我们心目中的“有用”，往往是指立竿见影式的马上有用。我把这种急功近利式的功利主义叫做“短期功利主义”。“短期功利主义”使得我们把知识的“有用性”局限在极其小的范围内。 短期功利主义在教育中很严重。比如，大学中人文类的专业和课程不受青睐。又比如，学生在选课前总要先考虑这课对找实习或找工作有什么用。可是另一方面，毕业10年、20年、30年的校友们，对他们在大学时期所上的课的评价，却与在校生很不一样：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当时学的所谓有用的课在后来变得如此无用；同时又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去学那些看上去“无用”但日后很有用的课，比如一些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类的课。有趣的是，不少美国商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在大学本科读的是“无用”的人文类专业，比如投资银行高盛的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在哈佛的本科专业是历史，私募基金黑石的CEO史蒂夫?施瓦茨曼（Steve Schwarzman）在耶鲁的本科专业是文化与行为，网上支付公司PayPal联合创始人和前CEO、《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斯坦福的本科专业是哲学。 有许多原因，使得毕业时间较长的人对知识“有用”的看法会基于更加长远的考量。首先，知识发展得快，过时得也快。许多在大学里学的知识虽然一时有用，但是没有多长时间就变得过时了；第二，多数人在一生中要更换多次工作和专业，他们后来从事的工作与他们早年在大学选择的专业不一样，甚至相距甚远；第三，人们对未来预测的能力很有限，只有在事后才能看清。乔布斯这样反思：“在我念大学时，是不可能把未来的很多点连接起来的。只是在10年之后，当我回头看时，是如此的清楚和显然。”（“It was impossi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ooking forward when I was in college. But it was very, very clear looking backwards ten years later.”） 因此，所谓“无用”与“有用”之分，大多是短期与长期之别。在学什么知识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着眼于长期，不要急功近利。我们要理解，一些看似短期无用的知识可能是长期非常有用的知识。要知道，大学教育不仅是为毕业后找工作，更是为一生做准备。 以上用长期观点来理解知识的有用性，仍然是把知识作为实现某种目的，诸如工作成效的一种工具。知识除了工具价值之外，还有内在价值。知识的有用性，不仅仅体现在能够提高工作成效（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工具性方面，知识的有用性还体现在塑造人的价值、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品位等丰富人生的目的性方面。这就与下面要讲的“育人”相关。 二、“好学”比“学好”更重要 在中学阶段，“好学生”就是“学得好的学生”，而学得好就是学习成绩好、考试成绩好。中国的应试教育，使得学生磨练出一套怎样学好的方法，可以概括为：文科靠死记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题。 进入大学后，“好学生”就不应该是这种类型的“学得好”的学生，而应该是“好学的”学生。“学好”与“好学”有很大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的境界：“学好”是学习中被动的接受，而“好学”则是学习中主动的探索；“学好”是今天学习的一个结果，而“好学”则是今后学习的一种习惯；“学好”只是对学习已有知识的一种度量，而“好学”则是对学习未来知识的一种态度；“学好”是为了掌握知识，而“好学”是为了探索问题；“学好”得到的是答案，而“好学”追求的是真理。“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好学”是懂得怎样学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中有若干要素，我特别要强调“好奇”、“好问”、“好思”这三点。 我把好奇放在首位。好奇是科技创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始推动力。多年前，4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到清华理学院与学生座谈。当被问到什么是科学发明最重要的要素时，他们没有选择基础扎实、数学好、勤奋、努力这些学生们提出来的选项，而是不约而同地说到了好奇心。连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都说：“我没有特殊的才能，我只是激情般地好奇。”（“I have no special talents, I am only passionately curious.”） 好奇是好学的第一要素，好学源于好奇。然而，我们发现，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好奇心”。我进一步的猜测是，人生来都是有好奇心的，是后天的教育把原始的好奇心磨灭了。 好奇往往导致好问，而好问是质疑既有知识、探求未知的起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学生不好问，也不会问。我们不仅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而且还往往对那些喜欢质疑的学生产生负面印象。我们的应试教育制度是不鼓励提问的：获得标准答案就能取得好成绩，而提出问题不仅对获得好成绩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害，因为它让你不相信标准答案。 中国学生回到家里，家长会问：“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新知识？”据说，犹太学生回到家里，家长问的是：“你今天提出了什么好问题”，甚至还接着问，“你提出的问题有没有老师回答不出来的”？以色列著名作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说：“怀疑和争辩是犹太文明的特征。这是一种怀疑和争辩的文化，一种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的开放式自由问答游戏。这是一种善辩的充满争论的文明。”全球犹太人总数只有一千多万，还没有北京市人口多，而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犹太人以百计。这或许与他们的好问有关。 好思则是好学的核心。17世纪的数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就是发明坐标系的那位法国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思故我在”，他把“思”作为人存在的根本价值。爱因斯坦把思考作为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他说：“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是学习很多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 如何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会有创造性思考，才会有批判性思考，才会有“Think Different”，即不同的思考。蒂尔在《从0到1》这本书的一开头，就举出他在面试候选人时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哪些重要的真理，是很少有人同意你的？”（What important truth do very few people agree with you on?）他的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绝大多数真理是大家都同意的，而要说明那些与“共识”相反的、你的看法是真理，非独立思考是不能回答的。 我希望在大学教育中能够改变“好学生”的定义，并改变学习的方式。真正的好学生，是“好学”的学生，是具有强烈好奇心的、好问且能问出有意思问题的、并且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这种“好学”是一种可以伴随学生一生的有关“怎样学”的能力。 三、“育人”比“育才”更根本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而且我们经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所谓“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都是指“才”。但是，“人才”是由“人”与“才”两个汉字组成的。“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person或human being。“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育人”比“育才”更根本，是因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育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梁启超1914年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要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近年来在中国走向了极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讨论的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在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其中包括“才”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投入品，是工具；二是人是消费者，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另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中，“育人”就比“育才”更根本。 教育如何体现“育人”？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所以，关于人的教育，应该包括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的。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真话的价值。龙应台女士这样解读人文：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经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这从近期的“反腐”案例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应该成为每一个学生用以经常提醒自己和检讨自己的格言。大学是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 在我们当前的教育中，相对而言，我们更缺乏对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的教育。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应该成为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必修课。 四、“三位一体”的教学 “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好学”比“学好”更重要；“育人”比“育才”更根本——这是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是我这些年来从教育改革实践中悟出的教育理念。 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是从学生视角提出的问题。相对应的，从学校和教师视角的问题就是教什么、怎样教、为什么教。过去这些年中，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各个教学项目，包括本科、博士、硕士、MBA、EMBA中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虽然各项目的学生群体不同，学习阶段和学习目标不同，但是这些改革有一个一致的主线，就是把传统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方式，改变为“三位一体”的教学方式，即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在这个“三位一体”之中，我们首先强调价值塑造，之后是能力培养，最后才是知识获取，并且在实施中更加侧重长期有用的，以及有助于“育人”的知识。这正是对应着上述教育理念的具体行动。 每年秋季在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我都会为新生们讲话，向新生们传递新的教育理念。事实上，我在过去三年——2012年、2013年、2014年的三次讲话的主题，正好分别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学好’与‘好学’”、“‘人’重于‘才’”。所以，这三个主题是我多年教育实践的结果。不过，今天我还是第一次把这三个主题放在一起讲，体现出我对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学这三个教育基本问题的整体思考。 也许，这就是我对蒂尔所提出问题的一个回答：我上面所讲的这些教育理念，可能就是那些重要的真理，但是很少有人同意我的。

查看详情>> 一、榜样激励 二、目标激励 三、授权激励 四、尊重激励 五、沟通激励 六、信任激励 七、宽容激励 八、赞美激励 九、情感激励 十、竞争激励 十一、文化激励 十二、惩戒激励

查看详情>> 林则徐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这话说得何其透辟又何其超脱。子孙如果像我一样卓异，那么，我就没必要留钱给他，贤能却拥有过多钱财，会消磨他的斗志；子孙如果是平庸之辈，那么，我也没必要留钱给他，愚钝却拥有过多钱财，会增加他的过失。可今天，能真正读懂并践行林则徐这段话的，又有多少人呢？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不值得定律”——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想想看，拥有了一座金山的人，又怎会甘心每天汗流浃背地去沙中淘金呢？而带着“不值得”的心理去学习、工作的人，所收获的，也必将是一个“不值得”的人生。 有太多的同胞看不懂那些捐款捐到令人发晕的外国富豪们。当听说“世界第二富”的股神巴菲特要捐出99%的个人财富时，我的一个同事说：“那他的后代还不得气疯了？” 我想，她一定没听说过那个发生在巴菲特和他小儿子身上的故事：巴菲特的小儿子彼得酷爱音乐，在他搬到密尔沃基市前，开口向父亲借钱（这是彼得唯一一次向父亲借钱），却被拒绝了。彼得气愤地去银行贷了款。他说：“在还贷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东西，远比从父亲那里接受无息贷款多得多。现在想来，父亲的观点对极了。” 若真爱自己的孩子，就不妨在金钱上对他吝啬一些，别用一把“金匕首”伤害了他。既然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就该看重他生命的尊严，把创造的权力还给他。让他流汗、流泪、流血，让他在无人撑伞的雨中奋力奔跑，让他拼死追求那个“最好的自己”，让他用自己亲手打造的“金汤匙”喝到人间至美的羹汤。

查看详情>> 白岩松以他个人成长为线索，浓缩了40年来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从家运到国运，用真情讲述了中国梦。他说：“40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仅仅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 ” 欢迎广大读者为本刊推荐更多的既生动活泼，又深刻有趣的演讲稿。 过去的20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但是，今天到了耶鲁大学我才知道，其实它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是很平均。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如果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的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了起来，也在全世界站了起来。 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 那一年我出生了。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巨大的街头的骚乱……在美国也有，然后美国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了(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遇刺)。但是，的确这一切的原因都与我无关(哄堂大笑)。 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虽然，那一年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的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了起来，也在全世界站了起来。但是，当时很遗憾，不仅仅是我，几乎很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中国人，每一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梦想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梦想，甚至是领袖的一个梦想。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心我是否可以吃饱。 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不仅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对于世界来说，似乎都有些问题(众笑)。 1978年，10年之后，我10岁了。 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地方，那个只有20万人的非常非常小的城市。它离北京的距离有2000公里，它要想了解北京出的报纸的话，要在三天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新闻这个说法的(众笑)。 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抚养我们哥儿俩，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10美元。因此，即使10岁了，梦想这个词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我母亲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建立新的婚姻，是她一个人把我们哥俩抚养大。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会感觉，那个时候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 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的时候，不管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都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该记住的年份：1978年的12月16日，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31年的开始。 历史将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的年份，该讲1988年了，那一年我20岁。 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虽然，今天在中国依然还有很多的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然，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它变得很具体，它也不再是那个过去口号当中的“美帝国主义”(众笑并鼓掌)，而是变成了生活中很多的细节。 这个时候，我已经第一次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的是如此接近(众笑)。因为，它几乎就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众笑)。 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非常狂热地去喜欢上摇滚乐。那个时候，正是迈克尔·杰克逊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哄堂大笑)。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10年。 那一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来决定的。 就在那一年，因为放开了价格，引起了全国疯狂地抢购，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会有多久呢？于是，要把一辈子用的食品和用品，都买回到家里头。 这一年也就标志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众笑)。 当然，我知道那一年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是格外的重要，因为你们耶鲁的校友又有一个成为了美国的总统。 我说：“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 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年份：1998年，那一年我30岁。 我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1岁孩子的父亲。我开始明白我所做的许多事情不仅要考虑我自己，还要考虑孩子及他们的未来。 那一年，在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主角就是克林顿。也许在美国你记住的是性丑闻。但是，在中国记住的是，他那一年访问了中国。在6月份他访问中国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主席进行了一个开放的记者招待会，然后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个开放的演讲，这两场活动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 当克林顿总统在上海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记者问道：“这次访问中国，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说：“我最想不到的是这两场讲座居然都直播了(笑)。不过，直播让中国受到了表扬，而美国却受到了批评(众笑)。”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批评。在北大的演讲当中，由于整个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用的全是美方所提供的翻译。因此，他翻译的那个水准远远达不到今天我们翻译的水准(听众大笑并鼓掌表示对现场翻译的感谢)。我猜想有很多的中国观众，是知道克林顿一直在说话，但是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众笑)。 所以，我在直播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的一番话：“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美国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我的这句话。但是，我说的另外一句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报道？我说：“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 当然也是在这一年年初，我开上了人生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很久，因为往往第一次才是最难忘的。 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梦想，注定都要遭受很多的挫折才能显现出来一样。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我们期待了很久的梦想。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2008这一年，这一年我40岁。 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了，但是在这一年我听到太多的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20年这样的事实了(耶鲁大学一直盛产总统，而出身哈佛大学的奥巴马终结了这一事实)。 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让耶鲁大学的师生在他当选总统之后举行游行，甚至庆祝。在这个细节中，让我看到了耶鲁师生的超越。 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它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梦想，注定都要遭受很多的挫折才能显现出来一样。无论是期待了很久的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行走，那都是很多年前，我们期待了很久的梦想。 但是，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我们期待中的那么美好。这个时候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待，我相信跟美国人和世界上一切善待生命的民族都是一样的。8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整个2008年中国人度日如年。 我猜得到在耶鲁校园里头，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的前面，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但是，就像40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觉得极其有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40岁的生日。 那一天，我感慨万千。虽然，周围的人不会知道(众笑)。因为时间进入到我的生日那一天的时候，我在直播精彩的比赛。24小时之后，当这个时间要走出我生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也依然在直播。但是，这一天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因为，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的40岁，让我意识到了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40年的时间里头，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一个遥远边疆的小城市里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一个大的节日里头，分享以及传播这种快乐的新闻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而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并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布什总统据说度过了他作为总统以来在国外、一个国家待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北京奥运会期间。菲尔普斯在那儿拿到了8块金牌，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当然，任何一个这样的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的一个年份里头，中美两国历史上几乎是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的时候，如此的巧合，如此的应该。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也对全世界有重大的影响。 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了飞机，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了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是那么永久不变地在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众笑)。而非常奇妙的是，在这个雕像后面的展览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的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的画像也挂在那上面，他也在看那面国旗(众笑)。我读出了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 在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状况的时候，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因为，大家会说：“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众大笑)但是，今天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地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鼓掌，众大笑)，我们还有大量的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好起来的话，在这些货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因此，你明白，这不是一个口号的宣传。 在过去的30年里头，你们是否注意到了，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在过去这30年的时间里头，让个人的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一个边远小城市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师和教授。中国经历了这30年，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爷爷奶奶依然守侯在土地上，仅有微薄的收入，千辛万苦。他们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考大学，在城市里已经有了很好的工作，而这个家庭的孙子孙女也许此刻就在美国留学，三代人，就像经历了三个时代。但是在中国，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家庭。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场的很多个中国留学生，他们的家庭也许就是这样。对么？(鼓掌) 那么，在我们去观察中国的时候，也许你经常关注的是“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庞大的政治词汇，或许该换一个视角去看13亿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那种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那种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头，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给放大了。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美国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众笑)。 在过去的好多年里头，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在看中国。但是，我猜测可能拿反了(哄堂大笑，热烈鼓掌)。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一个中国。他们忽视了13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这种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鼓掌)。 但是，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我相信现场在座的很多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会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最真实的美国，用自己的耳朵去了解最真实的来自美国人内心的想法。无论再用什么样的文字也很难再改变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因为，这来自他们内心的感受。当然我也希望非常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在媒体当中去看中国。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所有的同行(众笑，鼓掌)。 开一个玩笑。其实美国的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的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因为，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即使在美国你吃到的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却很难卖出好价钱(众笑)。就像很多很多年之前，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里流行着一种叫加州牛肉面，加利福尼亚牛肉面。相当多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的话，由于觉得这是美国的也就不批评了(大笑)。这个连锁的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多年，直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美国，在加州四处寻找加州牛肉面(众笑)。但是，一家都没有找到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知道，加州是没有这种牛肉面的(笑)。 于是，这个连锁店在中国，现在处于消失的过程当中。你看，这就是一种差异。但是，当人来人往之后，这样的一种误会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最后我只想再说一句。 40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仅仅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 好，谢谢各位！